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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装书与别人的歌  

2010-09-09 12:12:58|  分类: 书业智慧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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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装书与别人的歌

──林夕《曾经:林夕90前后》

陈智德

林夕的新书《曾经:林夕90前后》,香港:皇冠出版社,2006

林夕一九八八年出版的散文集《即兴演出》。

  三册”袋装书”拆解,重新组合成新的一册,文字、思想和种种九十年代的都市盛世图景,在原书绝版以后,庆幸地以新的形式继续流传,成为二○○六年重新包装出版的一册《曾经:林夕90前后》,速读本书,好像重新回到九十年代的城市游荡一遍,当然捧着这新的一册,心里想着的还总是旧版的三书:《即兴演出》、《某月某日记》和《盛世边缘》。

  在一些具资历的书店里,读者或许仍能寻见一二册小开本、约二百页的小书,较常见的是博益蓝绿红本或白色”城市笔记”系列,八九十年代还有创建文库、友禾文库等,以其成本轻,售价廉,亦方便读者随身携带阅读,在当时称为”袋装书”,一度盛行于书市,除了以上三家,明窗、集英馆、勤+缘、广雅轩、繁荣和坤林都出版过袋装书,友禾更曾在大会堂举办名为”丛书博览会90”的袋装书展览,又开设销售自己袋装书的专门店。

  在出版史中,袋装书这形式本非新事,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同样以小开本形式出版,在当时尚有以低价格把知识普及的理念,是以万有文库除了外国译着,也包括大量的国学典籍,后来五十年代台湾艺文印书馆的”艺文丛书”亦以小开本翻印古籍,六十年代的”文星丛刊”、”三民文库”、晨钟出版社”向日葵文丛”、仙人掌出版社”仙人掌文库”、台湾商务印书馆的”人人文库”和七八十年代为纪念出版家王云五而命名的”岫庐文库”,则以近人的文艺或学术著作为主。

  相比之下,香港八九十年代袋装书偏重流行文化,着眼于利润,少谈出版使命,这里是香港。不过香港袋装书因着个别编辑的眼光,还是缔造了独特的城市品味,特别是博益城市笔记、友禾文库、创建文库三者,概念最新,佳作亦多,如胡冠文(即丘世文)《在香港长大》、《爱恨香港》,陈冠中《太阳膏的梦》、李志超《成长的荒谬》、黄碧云《扬眉女子》、陈少琪《上路》、林夕《即兴演出》等着。对袋装书这出版模式,当时已有评论者指它过于商品化,使书本也变得非书化,但其佳者实为研究八九十年代香港城市文化以至文学的重要媒介。

  与袋装书文化相连的,还有八九十年代的词人散文,像林夕、陈少琪、周耀辉、何秀萍、卢国沾、黄沾、林振强等等,他们除了填词,也写散文,但不是朱自清、梁实秋那样的五四文学散文,而是”港式”的专栏散文,基本特征是篇幅短小,内容多社会话题性或作者自说自话,词人的专栏散文有时也谈及歌词背景或香港乐坛现象,而作者作为词人,文章即使已刻意降低程度迎合读者,其文字仍难掩作者本身的文学性格,当中的文学性是一种取向和描述态度,多于文笔修辞技巧,这可说也是这种专栏散文”港式”复杂性之所在。

  林夕会写新诗,曾与李焯雄、洛枫、饮江、吴美筠等共同创办《九分壹》诗刊,八六年出版的创刊号收录林夕〈秉烛〉一诗;也会写小说,曾与黄碧云、杜良、李焯雄、苇鸣合着小说集《小城无故事》,收录林夕〈怀念的格式〉等四篇小说;也出版过鬼故事《似是故人来》,林夕喜欢谈鬼,他的散文中也多篇与鬼相关,他那修辞技巧以外的文学性,正好以其鬼故事为例子说明:林夕的鬼故事不以恐怖吓人,反而于洞悉世情当中,带点幽默和残酷,魑魅的世界有时也比人间更有情、更优美。当然鬼故事最后还是恐怖的,《曾经:林夕90前后》一书中有〈别说鬼故事〉一文,最后谈到戮破事实的恐怖:认清了人世不能宣之于口的实情和那”戮破”的醒悟本身,原来比七孔流血的鬼怪恐怖百倍。因此,那篇不谈鬼,而是谈及中学”经公”科、九  回归和太平山的〈下山的时候〉,最后说”有一刻以为已经完全投向这个城市的怀抱里,最终也有下山的时候”,我觉得很 怖。

  留意林夕所填的歌词也可以想见,他的文字细腻而多情。读《曾经》一书中的〈像我这样的一个听众〉一文,原收录于友禾文库之”纯情感笔记”中的《即兴演出》一书,是的,评新书,我还是不受控制地找出原书一再把弄。〈像我这样的一个听众〉谈到林夕读书时代与同窗共唱〈戏剧人生〉的往事,当唱到尾段假音部份,林夕忽然发觉同窗早已停了不唱,只有他自己唱到最后,当他诘问同窗,同窗反问他何必唱得这么认真。愿望,常自失落。当这世界想着的是别的事,我们何必认真?世界荒诞凉薄,我们何必自作多情?但我们其实不是认真,而只是想实现那想象中的真,直至发现这世界想着的是别的事。美梦会消逝,戏剧人生终有日闭幕。

  林夕在〈像我这样的一个听众〉一文还谈到为Raidas所写的〈别人的歌〉,里面有一句”为何仍要歌唱,不愿再细想”,歌词在唱片中给误植为”不愿在细想”,林夕当时感觉天旋地转,觉得被扭曲了,但事后想”有谁真的拿着唱片歌词听歌?”我想告诉林夕,是有的。一切的确都扭曲了,然而歌词误字还未足以歪曲一切,真正扭曲了的,是歌曲的本意:对原创的执着和对市场的抗拒、对就范的抗拒,在今天再不堪一提。醉下来,休醒觉。〈别人的歌〉谈的是八十年代的酒廊歌手,即使具才华,为着生计也只能顺应客人的”点唱”,在喧闹酒场中翻唱名歌星已经流行的别人的歌;现今莫名其妙地竟被容忍至今天的卡拉OK,以封闭、顺从、反智、反创作为荣,永远不会明白唱”别人的歌”的痛苦。快乐时,要快乐,等到落幕人尽寥落。个人固然无望,连放弃一切都不能,应该拆卸的发扬光大,应该保存的灰飞烟灭,整个城市只能空白地,继续唱别人的歌。

 

 

袋装小说大概在1935年于英国兴起,据说企鹅出版社一位出版人Allen Lane一天预备从Devon 德文郡的Exeter车站乘火车回伦敦,他原希望可以在书报摊买一本小说在长途火车上阅读。但是除了杂志和报纸外完全没有轻便的小说读物,当年的书籍绝大部分都是硬面精装,售价昂贵而不便携带,于是他便尝试推出软封面较细小的袋装小说,不但在制作上改善了装订质量,并以非常廉宜的售价,发行给书店、火车沿线站台上的书报摊、烟贩和连锁商店。最先推出的是大作家海明威、亚嘉姬施蒂的小说,每本只售六便士,相当于一包香烟的价钱,于是许多火车乘客都手持一本,兴起了袋装书的热潮。袋装书是出版业界的一个伟大革命,过去以硬面精装为主的书籍制作,逐渐代替以廉宜的软面平装较细小的袋装书。一些出版了一段时间的著作,在书店的销量正逐渐下降中,出版社再发行袋装书后,又可大幅增加销量,出品种类更由小说扩展至传记和历史等其它种类的书籍。

香港于1911年九广铁路正式通车,当年仍未有袋装书出现,大概1970年左右香港的外文书店由外国引入企鹅的袋装丛书,本地出版社纷纷仿效。1979年地下铁路首段观塘至石硖尾通车,此后十多二十年不断扩展增加车站,沿线车站内广设便利店和书报摊,袋装书借着交通网络的延伸而得以增加销售点,而香港现今已极少有硬面精装小说出版,差不多全是袋装小说书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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