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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今日谈:一只美国奶瓶  

2009-08-28 11:34:00|  分类: 作家心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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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今日谈:一只美国奶瓶 

     查尔斯·约翰逊

 

  

在我家起居室的球形玻璃罩下方,有一件祖传遗物,见证了整个家族在北美洲四个世纪的历史足迹。可以说凡来我家做客的人都觉得这是一件极为奇特的传家宝,其中隐含着美国难以解读的一段历史,成为时间和被遗忘的生活的一个断片。我时常独自静思,浮想联翩,以剖析铭文的方式层层揭示其中的奥秘。我借助这件有着80年历史的物品[如同考古学家钻研庞贝(Pompeii)出土的工具或印加人(Inca)的陶器碎片],尽力想像以往美国非洲裔的生活,探询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拼搏、他们的豪迈气概、他们一再被延误的期盼。

玻璃罩下这件神奇的物品是一个厚玻璃制成的奶瓶,色泽模糊,磨痕累累,表面有一行浮雕的字句:"One Pint.This Bottle Property of and Filled by JOHNSON DAIRY CO.,

Evanston,Il.Wash and Return.(一品脱。由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镇约翰逊奶制品公司装瓶,此瓶属本公司所有。请洗净归还)。"

奶瓶的主人是德高望重的约翰逊,即我已故的叔公威廉(William)。1892年,时值重建后期,他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乡间,距阿比维尔(Abbeville)小镇不远处。他出生后仅三年,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发表了史称《亚特兰大和解声明》(Atlanta Compromise)的演说[同年H·G·韦尔斯(H.G.Wells)出版《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一书]。叔公一家靠土地维生,平日从事耕作,冬季外出狩猎,自给自足获得一切生活用品。他们从水井中汲取用水。深更半夜如遇人体有自然之需,往往要走到室外,只身去另一处臭气熏天的房间如厕,一路上小心翼翼,免得踩到蛇。他们家的孩子年满5岁就开始干活,在大人和其他年长的孩子做工时为他们递递东西。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唾手可得,对任何事情都不存理所当然之想。我相信,维尔叔叔(Uncle Will)从小就深受布克·华盛顿著名的自食其力的思想和"牙刷哲学"(不论个人生活还是就职任事,一切都需洁身自好

,一丝不苟)的影响。这一点或许正应和了梭罗(Thoreau)在《瓦尔登湖》(Walden)一书中发出的豪言壮语:"我富有才艺,多如十指。"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黑人迁徙北方,我叔公也动身北上。他来到芝加哥,在宁静的郊外城镇埃文斯顿定居。他身无长物,但体魄健壮,机智聪颖。当时吉姆·克罗(Jim

Crow)种族隔离制度盛行,人们的种族背景不同,机缘也会天差地别,但他的进取心依然强烈。到埃文斯顿后,他发现白人开的牛奶公司不为黑人送牛奶。好在他一贯乐观向上,生性勤劳,宁愿自己动手,从不怨天尤人,牢骚满腹。维尔叔叔成立了约翰逊奶制品公司,与种族主义抗衡。这家公司每天清晨为埃文斯顿镇的黑人居民送牛奶,因而生意兴隆,直到大萧条时期公司歇业为止。

公司停办以后,维尔叔叔在一个建筑工程队找到工作,学得业内门道,旋即成立第二家公司,约翰逊建筑公司(Johnson Construction Company)。公司承接在整个北岸(North Shore)地区建造教堂[如春田浸礼会教堂(Springfield Baptist Church)]、公寓楼和民宅的业务,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叔公早已在1989年以97岁高龄谢世,但时至今日人们仍在那里居住,照常做礼拜。第二个公司开始运行后,他告诉南方的兄弟们,只要他们的子女来北方,就可以给他们安排工作。我父亲接受了他的安排,搬到埃文斯顿镇,不久认识了我母亲。从此一连串的变迁接踵而至,然后才有54年后的今天,才能让我思考,身为美国人,我成为长篇小说家、短篇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哲学家、大学教授和职业漫画家的生活道路曾受到哪些影响。[例如,我的上一部小说《梦想者》第7章以叔公为原型,虚构了一名在埃文斯顿镇成就卓著、家喻户晓的黑人建筑承包商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

 

简单地说,在我生长的这个城镇,我叔公成立的建筑工程队清一色由黑人组成,他们心灵手巧,工作勤奋,个个多才多艺。我每天都可以看见他们建造的房屋,也常常在这些建筑内进进出出。我父亲和叔叔伯伯们也曾受雇于这个工程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从不怀疑我的同胞自17世纪北美殖民地建立以来在各行各业──不论属于有形的物质形态,还是属于文化、经济和政治范畴──为建设美国做出的贡献。[我母亲的家世可上溯至新奥尔良一位马车夫杰夫·彼得斯(Jeff Peters),1812年左右出生。]

我在埃文斯顿长大,就读的学校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种族兼容。我通过父母、长辈们和老师们开始懂得,美国的民主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同时也需要人们为之奋斗[我记得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iamin Franklin)曾如是说]:这是一场弘扬自由的试验,无尽无休,犹如一把火炬,从一代黑人传递给下一代黑人,以达到取精用弘、终有所成的目标。长辈们曾教导我,种族主义已不合时宜,注定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被扫入垃圾箱,也会被任何真正理解美国精神的人们所唾弃。

至于维尔·约翰逊,可以这么说:我记得他已谢顶,肤色黝黑,大腹便便,穿背带裤,被尊为族长(我父亲后来也成为族长)。我们当地的A.M.E教堂为他设有专座(维尔捐了不少钱)。他常坐在黑白电视机前收看晚间新闻,虔诚得象聆听特尔斐(Delphi)的神谕(他常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民权运动的每一个胜利,为黑人取得的进展欣喜万分)。他住在自己设计和建造的双层公寓内,很喜欢兄弟的孩子和孙辈侄甥来他家共进晚餐(维尔自然住在顶层,一楼出租给美容院和理发店。地下室是他的办公室,挂满了地图、设计蓝图,还有一些对我来说神秘莫测的勘测仪器)。他专门为自己的奶制品公司创作了一首歌,记得有一次他还为我唱了这首旋律优美的歌。今天我已记不清歌的内容,觉得很懊恼。但是让我感到庆幸的是,不知受到什么力量的驱使,这只孤独的奶瓶到了我手里。这只奶瓶被封存在埃文斯顿市中心一座30年代建筑的墙壁内(当年收到瓶子的人并没有"洗净归还")。这座建筑在1975年被翻修,一位爱好古董的白人摄影师偶得此瓶。他收藏了这只瓶子,后来又作为礼物转送给我。那是1994年,我应邀在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他们最初邀请克林顿总统,但他没有答复,于是便邀请了我)。当时这位摄影师在场拍摄毕业典礼的照片。他听见我提到我的叔公,心想:"真巧,我家里就有那样的瓶子。" 为了酬谢他,我送他一本我写的小说《中途》(Middle Passage),在这本书上签了名。

每当我走进起居室,从维尔叔叔的奶瓶旁经过,仿佛都能听见他以急切的语气对孙辈侄甥谆谆嘱咐:"接受教育。这是你能做到的头等大事。我接受的教育不够,成为我遇到的惟一障碍。"他明白──他还劝导我们通过他的亲身事例认识到──虽然黑人时常遭受骇人听闻的压迫,但美国以一系列原则、理想和文献(独立宣言和宪法)为建国的基础,促使美国自行完善,永不停息。他知道,这就是养育美国黑人的土地。他说,当年他被剥夺的机会如今正等待着我们,但是我们必须接受教育,勤奋工作。

我后来才发现,叔公对美国的憧憬几乎也反映了近年移居这个国家的非洲、俄罗斯和亚洲移民的意愿。

我曾有幸接触这些移民,与他们进行交谈。但我以前并不完全赞同外国人对美国生活的积极面所持的看法,也没有完全感觉到他们的看法与我们家族的信念遥相呼应,直到我离家上大学时才发生了变化。我在学校结识了新闻系一位来自加纳的学生,名叫福尔图纳塔·玛萨(Fortunata Massa)。他在60年代后期曾对我说:"我最喜欢美国的地方是,无论你想学什么,总会有人教你。"

非洲朋友的这番话恰如其分地道出了这位外乡子弟的生活。(他或许还可以想到美国生活的其他特徵,例如美国支持研究开发,几乎每星期都有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的新成果;有举世钦羡的政治体制;有健全的机制倡导竞争,鼓励人们时时尽力而为,处处追求卓越。)

 

读小学时,我的天赋在于绘画,写作只是为了好玩。我从12岁开始记日记,然后写些札记,1965年在就读中学的校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两个短篇处女作。其实,真正能激发我发挥想像力的是绘画,最能博得老师夸奖的也是绘画。14岁那年,我向父母亲宣布,我想当画家,画漫画和插图。父亲大为惊愕,担心我的决定太不现实,可能毁了我未来的财运。他声色俱厉地告诉我:"查克(Chuck),他们不会让黑人干这一行。"

我当然知道,他说得不对。我父亲只读到五年级(我母亲和他不同,她学完中学课程,酷爱读书,参加了三个读书会),对杰出的政治漫画家奥利·哈林顿(Ollie Harrington)、在《绅士》 (Esquire)《花花公子》(Playboy)等杂志上刊登作品的西蒙斯·坎贝尔(E. Simms Campbell)、莫里·

特纳(Morrie Turner)和创作《疯猫》(Crazy Kat)的乔治·赫里曼(George Herriman)等黑人艺术家一无所知。(很少有人知道赫里曼是黑人,他一生都被误认为白人。)我父亲在吉姆·克罗种族隔离时期长大,他的这番话不免受到童年生活的影响。同时,他的话也使我一时冲动,立即给纽约的漫画家劳伦斯·拉里亚尔(Lawrence Lariar)写了一封信。我在《作家文摘》(Writer's

Digest)上看到有关他的介绍。他曾任60年代《群览杂志》(Parade Magazine)的漫画编辑、迪斯尼制片厂的"故事创作人"(story man)和《最佳漫画年刊》(Best Cartoon of the Year)的编辑。他出版了100多部书籍,其中一些是畅销的悬念小说。我在信中提到我父亲所说的话。拉里亚尔在一星期内给我回了信。他语气激昂地说:"你父亲说得不对。你一生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你惟一需要的是一位好老师。"

长话短说,劳伦斯·拉里亚尔是自由派犹太人(他在40年代改了姓氏),时常邀请黑人艺术家到他在长岛的宅邸作客,在家里辅导他们,结果激怒了左邻右舍。他后来也成了我的老师。(我父亲看了拉里亚尔的来信后,改变了态度,还为我交了学费。)

两年后,我为芝加哥一家出售魔术书刊的公司画产品目录的插图,在一次由某新闻机构主办的全国中学生漫画比赛中获得两个奖。从1965年至1972年,我在这7年间发表了1,000多幅漫画和插图,出版了两本连环画,《黑色幽默》(Black Humor,1970)和《时不我待》(Half-Past Nation Time,1972);我在南伊利诺伊大学(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新闻系读本科期间,为公共广播公司(PBS)开辟了在全国播放的早期电视系列片《查理的墨盒》(Charlie's Pad,1970),同时担任主持人和联合制作人,在节目中教观众画图。这个系列片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地的公共电视台播放了大约十年。

我青少年时期发表的佳作曾入选保罗·曼德鲍姆(Paul Mandelbaum)选编的《处女作:当代优秀作家早期作品集》(First Words: Earliest Writing From FavoriateContemporaryAuthors,1993)、汤尼亚·博尔登(Tonya Bolden)的《为每一个孩子讲述我们的故事》(Tell All the Children Our Story,2001)和约翰·麦克纳利(John McNally)的《幽我一默:有色人种作家幽默作品集》(Humor Me: An Anthology of Humor by Writers of Color,2002)。

1970年,我郑重其事开始写小说,福尔图纳塔·玛萨和我叔公的远见再次得到应验。我在两年内完成了6部作品,后来觉得需要找良师辅导。这位良师应能够理解我探索和宏扬美国20世纪哲理小说传统的渴望。有幸的是,现已作古的小说家和写作老师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恰好担任我的导师,当时我正在完成哲学硕士学业,同时动笔写我的第7部小说《费思寻宝记》。加德纳本人也是一位哲理小说家,从1972年开始精心辅导我写作,成为我的良师益友。10年后,他遭遇一场摩托车车祸,不幸身亡。我执教已有26年,我了解──而且深有感触──20世纪60年代以来,知识的普及给予美国公民以力量和自由,最能体现美国的民主。

我从不认为这个有利条件可以让人坐享其成。我曾对叔公信誓旦旦地表白:是,先生,我立志"求知"。

此后不敢稍有懈怠。我遵循扬基人(Yankee)的这种生活美德,从1967年开始在芝加哥一家武馆学中国武术,接着又在纽约、旧金山、西雅图等地的学校习武,后与一位朋友合伙开办了自己的蔡李佛武馆(Choy Li Fut Kung-Fu Studio)达10年之久。我还本着这种精神,为开创黑人小说的现象学审美方法撰

写了题为《生存与种族:1970年以来的黑人作品》的博士论文,获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哲学博士学位。此外,我在4年前获得麦克阿瑟学者称号后决意增强终身向佛的修行,开始学习梵文。我没有去大学进修,专心师从一位住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 (Portland,Oregon)的牧师。这位牧师懂吠陀语,采取个别授课的方法。我跟随他攻读印度教经文和用天城书(Devanagari)书写的吠檀多不二论(Advaita Vedanta)原文。正如福尔图纳塔所说,无论你想学什么,在美国总有人教你。然而这项自由附带着一条注脚:正因为我们享有这项自由,我们终生有义务加倍施惠他人。

我始终认为,我在美国的生活是为求知、成长和奉献进行的探索。在这个国家,不论个人或还是团体,不论白人或还是黑人,谁都不能让我放弃梦想。我不会受到审查。也不可能有人阻止我为实现艺术创造和自我完善的种种梦想辛勤耕耘。当然有人曾尝试过,但是我明白,在美国,我们成功的希望取决于我们的激情。有时秉烛夜读到深更,我离开二楼的书房,下楼到厨房喝一杯清茶,放在茶几上的这只奶瓶跃入眼帘。我尽力想像当年维尔·约翰逊的模样。那时晨光微曦,太阳还没有升起,他手里一定是提着同样的奶瓶,伴随着奶瓶叮叮当当的响声,走在空无一人、万籁俱寂的街头,挨家挨户为黑人家庭送奶。忙忙碌碌,日日操劳,为自己,也为家人谋生计。当时正值"新政"(New Deal)时期,全世界也正处于战争的边缘。我想知道,对这位高大、英俊、勤勉的黑人来说,他的梦想与这些不起眼的小瓶子有多么紧密的联系。其他黑人是否曾告诫他,试图与白人开办的牛奶公司竞争未免太不明智?他是否也像其他企业家(或艺术家)那样彻夜不眠,思前想后,担心自己含辛茹苦,到头来仍可能一事无成,为"打翻的牛奶"(spilled milk)悔之不及?即使如此,他也无怨无悔,因为美国能保证他还会有梦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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